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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泳|女人:看见自己,成为自己

本文为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胡泳教授在《经济观察报·观察家》开设的新专栏“披沙沥金”的第一篇。原载《经济观察报》2022年5月9日第25-26版。

 

披沙沥金

人类无疑正处在一个危险的十字路口。我们不得不问,我们是否有道德上的毅力来拯救我们自己,使我们免于真正的灭亡。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我们仍然需要利用过去来更好地理解当下。

 

本专栏意在对选定的个人的生活和贡献进行一种富于当代意识的文化调查,虽然历史可能是不稳定的,但它确实倾向于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结晶。一群特定的男人和女人,塑造了他们所处的时代,同时也在他们身后的文明中留下了明确的印记。

 

现在,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找到相信这个世界的理由,因为它是我们唯一的世界。因此,当我们回顾过去以展望未来时,让我们追随并超越那些拒绝接受历史压迫的抵抗者,那些让我们热泪盈眶的作家,那些震撼我们灵魂的艺术家,那些敢于书写无法用语言表达的爱的诗人,那些以持续的智力投入来守望社会的思想者,以及所有从未被眼前的限制所打败的异类

——胡泳

虽然并不能将对待女性的法律和社会态度的剧变归功于任何一个单独的人或一部特定的作品,但数以百万计的年轻女性认为,她们在工作、享乐和自主方面的权利与她们的兄弟并无二致,根本是缘起于波伏瓦撰写的这本“女性主义的圣经”,以及她身体力行的人生示范。《第二性》是普罗米修斯式的大胆行为,奥林匹斯之火被盗,从此再无回头路可走。

作者 | 胡泳
图源 | 图虫创意

 

1863年,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写了一本名为《20世纪的巴黎》(Pari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的科幻小说。该书对1960年技术的描述在某些方面与60年代的实际发展非常接近,预测到了内燃机驱动的汽车(“燃气车”)及其配套基础设施如加油站和铺设的沥青路,高架和地铁,以及由磁力和压缩空气驱动的高速列车;摩天大楼、在夜间照亮整个城市的电灯、传真机(“图像电报”)、电梯;类互联网的信息发送系统(被描述为复杂的电力驱动的机械计算器,可以跨越遥远的距离相互发送信息);风能的利用,自动安全系统,杀人电椅,远程控制的武器系统,以及足以使战争无法想象的毁灭性武器。

 

该书还预测了郊区的兴起和大规模生产的高等教育、百货商店和大型酒店的发展。还有一个大胆的猜想是:将来女人会穿裤子,她们会像男人一样接受教育,然后进入职场,非婚生子女增多。

《20世纪的巴黎》插图

 

事后看来,凡尔纳的许多预言都非常准确。可他的出版商皮埃尔-儒勒·赫策尔(Pierre-Jules Hetzel)不愿发行这本书,因为他认为它太不可思议了。

 

1949年,距离凡尔纳笔下的1960年还有11年,西蒙娜·德·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出版了《第二性》(The Second Sex)。作为一个活在凡尔纳预测时间中的女人,波伏瓦所处的时代是怎样的呢?凯特·柯克帕特里克(Kate Kirkpatrick)的传记《成为波伏瓦》(Becoming Beauvoir:A Life)对此是这样描述的:“可可·香奈儿(Coco Chanel)穿着长裤和飘逸的时尚服装,使中性风格变成一种潮流。女性进入工作场所的人数空前高涨,同时她们也刚刚赢得了选举权。一些女性甚至在竞争激烈的全国考试中排名高于男性。但是女性仍然不能拥有自己的银行账户。”

 

接着,书中问道:“但20世纪40年代末,‘女权主义’这个词是和女性要求选举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美国和法国,女性都成功地获得了选举权,那么她们还想要什么呢?”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

 

彼时,波伏瓦是一个38岁的公共知识分子,获得选举权仅有一年时间。在1967年之前,法国妇女一直被拒绝接受合法的节育措施;在1975年之前,合法堕胎也被拒绝。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世界上才出现第一位当选的女性国家元首。在《第二性》出版的那个年代出生长大的女孩,想要寻找除了女王、圣女、极少数作家和艺术家之外的杰出女性榜样时,会发现自己一无所获。(正如波伏瓦所说,女王们“既不是男性也不是女性:她们是君主”。)

 

《第二性》问世至今已逾七十年。在这些年里,女性的机会广泛增加,以至于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和1949年之间的距离似乎是永恒(直到人们拿起报纸、打开电视、登录网络,看到Metoo运动、N号房和铁链女,才意识到厌女症和性虐待的受害者仍然潜伏我们身边,几乎无处不在)。虽然并不能将对待女性的法律和社会态度的剧变归功于任何一个单独的人或一部特定的作品,但数以百万计的年轻女性现在自信地认为,她们在工作、享乐和自主方面的权利与她们的兄弟并无二致,根本是缘起于波伏瓦撰写的这本“女性主义的圣经”,以及她身体力行的人生示范。《第二性》是普罗米修斯式的大胆行为,奥林匹斯之火被盗,从此再无回头路可走。

 

什么是女人?

1946年,波伏瓦开始勾勒一篇她认为会是自传式的文章,意在解释为什么当她试图定义自己时,想到的第一句话是,“我是一个女人”。波伏瓦思绪起伏:任何人都可以看出来,人类根据性别被分为两类,拥有不同的身体、面孔、衣着、兴趣和职业。可即便如此,为什么仅仅拥有某种生殖器官并不足以使一个人被认为是“女性”?常常可以见到,一些拥有这种生殖器官的女性,仍然被指责“不够女人”。波伏瓦自问:

 

女人是什么?“是子宫。”有人说。然而,那些行家谈到某些女人时断言:“她们不是女人”,虽然她们像别的女人那样也有子宫。人们一致承认,人类之中有女性;今日同过去一样,她们几乎构成人类的一半;不过,有人对我们说:“女性处在危险中”;有人勉励我们:“做女人吧,始终做女人,成为女人吧。”因此,并非一切女性必定是女人;她必须具有这种神秘的、受到威胁的实在,也即女性气质。

 

当小说家乔治·桑(George Sand)蔑视传统的女性气质时,古斯塔夫·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讽刺她为“第三性别”。波伏瓦的质问由此而起:如果身为女性还不是成为一个女人的充分条件,那么女人又是什么呢?

 

女人之为女人,必须满足社会对女性的期待,这种期待被波伏瓦称为“女性气质”。在《第二性》中,波伏瓦批判了很多关于女性气质的谬论。比如,长期以来,从童年开始,女性就被教导说,“女孩要有个女孩的样子”,必须做符合女孩身份的事。

 

《第二性》这样描述:“人们要求小姑娘拥有女性的美德,教会她烹饪、缝纫、做家务,同时学会打扮、施展魅力、懂廉耻;人们让她穿上不方便而又昂贵的衣服,她必须细心加以料理,人们给她梳理复杂的发式,强加给她举止规范:站立笔直,走路不要像鸭子;为了显得妩媚,她必须约束住随意的动作,人们不许她做出假小子的举动,不许她做激烈的运动,不许她打架,总之,人们促使她像她的女性长辈那样变成一个女仆和一个木偶。”

 

从女童到女人,对她们的要求逐渐加码。吴尔夫(Virginia Woolf)在以《女性的职业》为题的演说里,把男性眼里的女性称之为“屋子里的天使”:“要有同情心,要温柔妩媚,会作假,善于使用女性的各种小手段。不要让其他人看出你有思想,最要紧的是,要表现得纯洁。”

 

种种之中,最根本的在于,女性不能拥有对自己生活的理想愿景,不能随心所欲地去追求自己想要成就的事业,因为这一切都被认为可能会损害女性气质。女性由此总是处于一个双输的境地:做自己,就意味着变得不可爱;而如果想要获得爱,就得放弃自我。女性从来没法选择自己的命运。正如波伏瓦在《女性气质:陷阱》中提到的,她在女性身上看到了一种普遍的恐惧,即害怕失去“女性气质”,害怕失去在男性眼中的吸引力。

 

有没有“女人的境况”?

女性为什么这样窘迫呢?因为她们是被“第一性”迫使变成“第二性”的。从女性气质的谬论中获益的,当然是男性。男性总是告诉女性,她们不需要有自己的职业,婚姻和家庭就是女性的全部;他们总是说,女性天生顾家,所以渴望成就一番事业有违女人的天性;女性为爱牺牲自我,成为妻子和母亲,在相夫教子方面越成功,女性就越能感到“幸福”。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写过一本书叫《男性统治》(Masculine Domination),指出在男性统治下,女性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为男性服务上。“她们首先通过他人并为了他人而存在……人们期待她们是‘女人味儿的’,也就是说微笑的、亲切的、殷勤的、服从的、谨慎的、克制的,甚至是平凡的。”社会“将妇女从最高级的任务中排除出去,将低级的位置分配给她们,教她们如何保持体态,如何服从、服侍男子。通过劳动分工,确立了她们低下的社会地位”。

Seuil, 1998

 

归根结底,波伏瓦指出,女性气质是男性对女性的恐惧的投射和幻想。很多谬论的产生,是因为男性无法把女性当作有主观能动性的个体去对待。波伏瓦告诉我们,女性同样是有自我意识的人,她们能够为自己做决定,能够为自己的生活去努力创造。她们想要以自己本来的样子去爱人和被爱,因此当他人用物化的眼光去看待她们的时候,女性会感到痛苦。

 

尽管《第二性》的很多篇章看起来都很像是在讲述波伏瓦自己的经历和她所生活的圈子,但是那时候的波伏瓦还没有完全意识到:个人的就是政治的。哲学家们历来在探究“人类”和“人类的境况”,那么“女人”呢?有没有“女人的境况”这样的东西?

 

波伏瓦在意的是“女人的境况”(condition)而非“女人的情境”(situation)。对她来说,“情境”与个人作为“自为的存在”(being-for-itself)被诱惑按照社会规范变成“自在的存在”(being-in-itself)的方式有关。我们可以大致把人的自为存在当做自由意志,而把自在存在当做命运。当波伏瓦使用“境况”而不是“情境”时,她指的是厌恶女性的规范的普遍性,而不是女性倾向于回应这类规范的方式。

 

波伏瓦脑子里萌生出一个还未成形的想法,她开始做笔记,反复思考一个问题:“做一个女人对于我来说意味着什么?”

 

作为“第二性”的女人

在《第二性》的一开篇,波伏瓦就写道:“长时间以来我犹豫不定,是否写一本关于女人的书。这个主题,尤其对女人来说,是不快的,而且不是全新的。”虽然犹疑再三,她还是下笔了,因为脑子里有个问题盘桓不去:“即令女人的职责不足以界定女人,纵然我们也拒绝以‘永恒女性’去解释女人,即令我们承认,哪怕是暂时的,世间存在女人,我们依然要提出这个问题:什么是女人?”

 

她知道,自己提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问题。一个男人从来不会想到去写一本男性在人类中占据特殊位置的书。男人永远不会一开始就自称是某种性别,因为他代表着全体人类。波伏瓦说,身份申报表上对称出现的两项——男性、女性,纯属形式。两性的关系不是正负电流、两极的关系,男人同时代表阳性和中性,而女人只是作为负极而出现。男人不需要界定,因为他们认定自己是更优越的那个性别,是不言自明的性别。“一个人作为男人,拥有属于他的权利,而做女人则是她的错。”

 

这个错误首先是身体的错。“女人有卵巢、子宫;这就是把她封闭在她的主体性中的特殊条件;人们常说,女人是带着腺体去思索的。男人傲慢地忘却了,解剖学表明他也有激素、睾丸。男人把他的身体把握为与世界有直接的和正常的关系,他认为自己能客观地理解世界,而男人把女人的身体看做受到一切限定它的东西的拖累:一种障碍,一个监牢。”

 

看一看世界上那些最为“了不起”的男人对女人的评判:“女性之为女性,是由于缺乏某些品质”,亚里士多德(Aristotle)这样说,“我们应该把女人的特性看做要忍受天生的不完善”。随后,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也断定,女人是“有缺失的人”、“意外的”存在。《创世记》的故事所象征的意义也是如此:夏娃是从亚当“多余的骨头”中抽取出来的。人类是男性的,男人不是从女人本身,而是从相对男人而言来界定女人的,女人不被看做一个自主的存在。就连身为女性主义鼻祖的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也认为男性是女性应该向往的理想。

 

与身体相关的是欲望。就女性的欲望而言,理解它的关键词有两个:一为匮乏,一为他者。一方面,女性不能拥有独立的欲望,女性的欲望是一种被剥夺、被遮蔽的欲望。另一方面,女性要根据男性的欲望而欲望,比如要成为满足男人性欲的对象,对男人忠诚,并以家庭、孩子为重。历史上,女人的性和欲望总是与罪恶联系在一起。女人公开流露出性欲是一种“非女人”的行为,她们有性欲是不自然的。男人为婚姻选择女人,他们希望她们是道德的、纯洁的和处女的。贞洁是女性气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既然男人的身体通过自身具有意义,而如果不提男性,女人的身体看来就缺乏意义,那么,可以推断出:没有女人,男人能独立思想;但没有男人,女人不能独立思想。波伏瓦写道:男人似乎一向拥有——至少在表面上——对女人智力上的优势。他有文化上的优势,或者至少有职业训练上的优势;他有工作,是个公民,他的思想介入到行动中;也因此,男人一般都有推理技巧,对事实和经验的兴趣,某种批评意识;许多女人缺乏的正是这些本领。对她们来说,思索宁可说是一种游戏,而不是一种工具;即使她们很聪明,很敏锐,很真诚,由于缺乏理性技巧,她们不会表达观点,并从中得出结论。

 

波伏瓦的传记作者迪尔德丽·拜尔(Deirdre Bair)以一则个人往事触及了一个基本的悖论。她曾和萨特(Jean-Paul Sartre)的传记作者安妮·科恩-索拉尔(Annie Cohen-Solal)一起在哈佛大学讲课。在讲座结束时,“我忍不住对我尊敬的听众说,每一个关于萨特的问题都涉及他的工作,而所有关于波伏瓦的问题都涉及她的个人生活”。

波伏瓦与萨特

 

柯克帕特里克痛切地指出:“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甚至在21世纪,波伏瓦都没有被人们当作一位独立的哲学家去看待。”人们总是把她看作萨特的附庸。波伏瓦和萨特相逢在法国最残酷、竞争最激烈的哲学教师资格考试的准备当中。成功对波伏瓦至关重要,她将因此获得资格在中学教书,并从她的家庭中解放出来。当结果公布时,萨特是第一名,波伏瓦是第二名。她是第九位通过考试的女性,而21岁的她,也是有史以来通过考试的最年轻的人。可是,这场冠亚军之争,竟然永远变成了他们两人创世神话中的先后顺序——亚当总在夏娃之前。

 

感受一下波伏瓦自己作为一个女性哲学家的烦恼:“有时候,我在抽象概念的讨论中听到男人对我说:‘您这样理解,因为您是一个女人’,我感到很恼火;我知道,我唯一的捍卫方法就是这样回答:‘我这样理解,因为事实如此’,这句话取消了我的主体性;我不能这样反驳:‘您意见相反,因为您是一个男人’。”

 

从身体到思想,都是女人相较男人、而不是男人相较女人而言,被确定下来并且被区分开来;由此,波伏瓦发现,世俗的对“女人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女人是男人所不是的。女人面对本质是非本质;男人是主体,是绝对,而女人是他者。

 

女人是他者

所谓“他者”(the Other)是相对于“自我”而形成的概念, 指自我以外的一切人与事物。凡是外在于自我的东西,不论它以什么形式出现,可见还是不可见,可感知还是不可感知,都可以被归为他者。

 

从青少年时期发现,人们开始发现,自我的形成依赖于自我与他者的差异,依赖于自我成功地将自己与他者区分开来。在很大程度上,甚至可以说,自我的建构依赖于对他者的否定。他者由此出现了负面色彩:由于这种否定,他者暗示了边缘、属下、低级、被压迫、被排挤的状况。如同法国哲学家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所说:“他就是一个我所不是的东西。他是一个弱者,而我是一个强者。”

 

比方说,对于乡下人来说,凡是不属于自己村子的人都是可疑的“陌生人”;对于在一个地方土生土长的人来说,外来移民就是“异邦人”;犹太人对反犹主义者、黑人对美国的种族主义者、土著人对殖民者、无产者对有产者来说,都是“他者”。

 

而在这人类社会中的一长串他者名单中,波伏瓦加入了女人。在《第二性》第二卷第一部的第一章,波伏瓦开宗明义地说:“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这是《第二性》全书当中最有名的一句话。

 

为什么这句话如此出名?因为它首次突出了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的区分,前者是生物性的,与生理因素如染色体、荷尔蒙及外在和内在的生理结构有关(比如性别男和性别女),而后者则是通过文化积累习得的,社会文化规范了男性或女性的角色、行为、活动及特质(比如男性化、女性化)。

 

波伏瓦浓墨重彩地描述了男女两性在社会性别上的不公:男性的存在没有根本的对立,他在存在的过程中使自己存在,两者是同一的活动;相反,在女人身上,她的自主生存和她的“他者存在”之间充满了冲突;人们向她灌输,为了讨人喜欢,就必须竭力令人喜欢,必须成为客体;因此,她应该放弃她的自主。

 

就拿女性中那些杰出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来说,波伏瓦问道:“为什么女性没有创造出像男性那样伟大的艺术?”这是因为,女性怀有一种错误的压倒性的取悦愿望。真正的原创作家“总是丑陋的”,而女性的取悦欲望使她们不敢“刺激、探索、爆发”。

 

以十分尖锐的方式,女性在过去与未来之间被撕裂开来:一是作为主体、主动性和自由的最初要求,一是促使她承认自身是被动客体的性欲倾向和社会要求。“如果我只能作为他者实现自我,我又如何放弃我的自我呢?这就是正在成长的女人挣扎着面对的、令人苦恼的两难处境。”

 

在现实社会当中,相当多的女人放弃这种困境中的挣扎,仅有少数女人,拒绝成为他者,拒绝与男人合谋。可是,这种拒绝会带来巨大的代价。放弃他者的身份,对女人来说,就等于放弃与“高等阶层”联合给她们带来的一切好处。“男人-君王在物质上保护女人-忠君者,前者负责保证后者的生存,所以女人在回避经济上的危险的同时,也回避自由带来的形而上学的危险……这样,女人并不要求成为主体,因为女人没有成为主体的具体办法,因为女人感受到与男人相连的必要联系,而不再提出相互性,还因为女人往往乐于担当他者的角色。”

 

可是相互性在男女两性之间是无比重要的。无论是性爱还是婚姻,都不得不承认双方关系的相互性。D.H.劳伦斯(David Herbert Lawrence)说得好:“两个人的结合,如果是一种为了互相补充而作出的努力,就注定要失败,这令人想起原来就有的残缺;婚姻必须是两个自主的存在的联合,而不是一个藏身之处,一种合并,一种逃遁,一种补救办法。”这样,个体就可以和另外一个个体极为慷慨地结成联系,这些联系会建立在承认双方自由的基础之上。

 

然而现实当中,男性却往往被作为唯一的本质加以确立,同时否认其相关者的一切相对性,并将这相关者界定为纯粹的他性(otherness)。为什么女人不去质疑男人的主宰地位呢?女人身上这种屈从是怎么来的呢?

成为波伏瓦

在《第二性》的开篇题词中,波伏娃引用了十七世纪鲜为人知的哲学家普兰·德·拉巴尔(Poullain de la Barre)的话:“但凡男人写女人的东西都是值得怀疑的,因为男人既是法官又是当事人。”这是要读者准备好接受一个观点:男人在促进自身性别优越性方面有一种利益。牵涉到他们对女性能力的评估时,男人并不公正,他们有其利益所在。所以,在第一卷《事实与神话》当中,波伏娃的分析致力于清除男性对女性的权威是神圣的或自然的这一概念的残余,其实它反而是一个社会群体支配另一个社会群体的故事。

 

《第二性》的第二卷《生活经历》讲述了妇女从童年到老年的所有生活阶段。波伏瓦写道:“在生命的头三四年里,女孩和男孩的态度没有什么不同……男孩和他们的姐妹一样期待讨人喜欢,博得微笑,获得赞赏。”“直到十二岁,小姑娘像她的兄弟们一样强壮,表现出同样的智力;没有任何一个方面她不与他们相匹敌。”

 

波伏瓦认为,女性的困难始于青少年时期。到这时,她还是一个自主的人,但面临着必须放弃她的权力的巨大压力。“她摇摆在渴望与厌恶、希望与恐惧之间,拒绝自己召唤的东西,仍然在童年的独立时刻和女性的顺从时刻之间悬而未决。”这段描述大概来自她自己的亲身经历:幼年时代的波伏瓦对家庭有很强的归属感,她对于童年的记忆多是快乐的。但是从11岁开始,家里人对波伏瓦的期待让她感到困惑。她也惊讶地发现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并不是家里人所期待的。她不明白为什么曾经鼓励她阅读和质疑的父母,现在却要求她停止思考,放弃阅读,不再提问。

 

18岁的时候,她和自己的父亲有过一段关于爱情的争执。波伏瓦的父亲认为“爱”意味着“奉献、爱慕和感激”。对此,波伏瓦无法认同,她惊愕地反驳道,爱绝不仅仅是感激。除了对爱情的不同理解,她还憎恨一样东西,那就是:人们从来没有要求男性像女性一样把爱情当作自己的毕生理想。

 

尽管波伏瓦不承认《第二性》里有些篇章是自传性质的,但其中一个段落跟波伏瓦的人生经历很相像。波伏瓦写道,女儿们目睹了母亲为了不值得的人和事一味地自我牺牲,于是十分激烈地反抗自己的母亲。因为她们看到在现实里,母亲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付出并没有把她变成一个神。倘若做一个受害者,她会受尽嘲讽,而如果做一个悍妇,她会遭人憎恨。她的女儿们都不想步她的后尘。

 

对于波伏瓦来说,通过婚姻获得男性的帮助,并不如靠她自己的能力来得可靠。至少她父亲的无所事事让她明白了这一点。波伏瓦努力学习,很快拿到了各种资格证,这为她日后独立生存奠定了基础。所以她才会在《第二性》中写道:“改变女人的经济状况就足以使她改变,这个因素曾经是、现在仍然是她的演变头等重要的因素。”在一个视结婚生子为女性归宿的时代,19岁的波伏瓦却如饥似渴地阅读哲学,并梦想着从中找到一种她可以身体力行的哲学理念。

 

然而,波伏瓦的特立独行也令她成为20世纪最声名狼藉的女性之一。她和让-保罗·萨特是一对饱受争议的知识分子伉俪。但不幸的是,几乎在整个20世纪,大众都认为是萨特贡献了“知识分子”,而波伏瓦只是贡献了“伉俪”。波伏瓦研究者托莉·莫伊(Toril Moi)教授在1994年写道:“在阅读现有的波伏瓦传记时,如果你会觉得西蒙娜·德·波伏瓦的地位之所以重要,主要是因为她跟萨特以及其他情人们离经叛道的关系。”这不禁让我想到阿伦特(Hannah Arendt),大众津津乐道的永远是“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情人”。

 

波伏瓦拒绝了传统婚姻,却被大众误会成了另一种情欲纠葛的老套情节。甚至在她去世后,很多人还是用“女人想要什么”是一回事、但“女人真正能做到什么”却是另一回事这种思路,来臆断她的一生。在他们的想象里,波伏瓦不仅沦为了萨特的爱情猎物,在智识上也对他甘拜下风。

 

事实上,波伏瓦非常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她想同时像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那样生活,由此,她为自己的一生增加了任务和疲劳。在婚姻这件事上,是萨特向她提议结婚,而波伏瓦则告诉他“别傻了”。波伏瓦觉得他们双方都有理由拒绝这个提议。婚姻“能把一个人的家庭责任和社会负担都翻倍”,而这两者都不是波伏瓦想要的。

 

在回忆录中,波伏瓦说她决心不走入婚姻这个资产阶级的制度,而唯一有可能改变她想法的是孩子。在少女时期,波伏瓦曾经想成为一个母亲,但是她渐渐觉得不可能了。波伏瓦酷爱阅读弗吉尼亚·吴尔夫——这对她来说是一种“能够回归自我的解药”。她听从了伍尔夫的著名建议,从家里搬到一间自己的房间去住,只是那房间位于一家酒店。和伍尔夫以及其他许多伟大的女作家一样,波伏娃没要孩子。她认为放弃要孩子,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使命。她很清楚自己写作需要时间和自由,所以她说:“没有孩子,我才能完成我应当的使命。”

波伏瓦在双偶咖啡馆工作,1944年

 

两种性别都吸引着波伏瓦,而萨特从来并不是她真正的意中情人。然而他们认识到,每个人都拥有对另一个人来说独特而必要的东西。正如萨特一天下午在杜伊勒里宫散步时所说的,“你和我在一起就像一个人”。他把他们俩的结合归类为“基本”的爱,只有死亡才能将其分离,尽管他同时说,他们自然会发展出“偶然”的爱——然后在一种“本真”的精神下自由地享受和兄弟般地倾诉。

 

其实这样做不是没有代价的,多年以后,波伏娃在谈到她所遭受的痛苦时说:“在每一个层面上,我们都没有面对现实的重量,我们为自己所谓的‘激进的自由’感到自豪。”他们未能为那些在他们的实验中献身的偶然的牺牲者——那些无足轻重的其他人——而拷问自己。波伏瓦也发现,自由之爱的负担对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来说,是严重不平等的。她与萨特的“双胞胎关系”其实是一种幻觉。

 

然而在这种追求之中寄托着波伏瓦的理想:在男女之间可以出现前所未有的竞争、合作、友谊、爱情。作家朱迪斯·瑟曼(Judith Thurman)评价,《第二性》的结构仿佛《创世纪》,先以知识的堕落开始作者的叙述。这两卷书阐述了这一堕落的后果,是一个有着被奴役历史的未被选中的族群——也即女人——的《旧约》和《新约》。“事实与神话”是一部妇女从史前到20世纪40年代的编年史;“生活经历”是对当代妇女从少女到青春期和性启蒙再到成熟和老年的生命旅程的详细案例研究。而整部史诗与《启示录》一样,以一个雄辩的、甚至是乌托邦式的救赎愿景作为结尾:

 

肉体和精神、有限性和超越性的同一戏剧,在两性中都在上演;两性都受到时间的侵蚀,被死亡缠身,对对方有着同样的基本需要;他们能够从他们的自由中获得同样的荣耀;如果他们知道如何品味它,他们就不会再被诱惑去争夺虚假的特权;这样他们之间就会产生兄弟情谊。

 

成为女人

在书中,波伏瓦引用了俄国女画家玛丽·巴什基尔采娃(Marie Bashkirtseva)日记里的一句话:“穿着裙子,您指望我们去哪儿?”

 

如果走寻常路,就没有波伏瓦。波伏瓦恳切地写道:“成为女人的事实会影响我们的生活吗?准确地说,这给予我们什么机会?又拒绝给我们什么机会?什么样的命运等待着我们的妹妹们呢?必须引导她们朝什么方向走呢?”

 

在1947年出版的《模糊性的道德》(The Ethics Of Ambiguity)中,波伏瓦探究了自决和自由的意义,它是对存在主义的辩护。她写道:“人是存在的”。“对他来说,这不是一个想知道他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是否有用的问题……这是一个知道他是否想要生活以及在什么条件下生活的问题。”

Folio,2003

波伏瓦最畅销的自传都体现出一种哲学抱负,即力图展现出“人的自我是如何不断地被他者所塑造并与他者产生联结的”。约翰·多恩(John Donne)曾说:“没有人是一座孤岛。”然而,波伏瓦所表达的观点并未停留在这个层面。因为,除了与他者的联系,波伏瓦的自传背后还有一种信念在支撑:做(being)自己并不意味着从出生到死亡都做同一个自己,做自己意味着,要在一种不可逆转的“成为”(becoming)的过程中,与同样在改变的他者一起不断改变。

 

自柏拉图以来,哲学家们就一直在探讨,认识自我对于过好一生有多么重要。苏格拉底(Socrates)说,想要成为一个明智的人,你必须“认清你自己”;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写道,生而为人的任务就是“成为你自己”。对此,波伏瓦提出了她的哲学反驳:如果作为女性,不被允许“做你自己”,那该怎么办呢?如果成为你自己的同时就意味着,你在那些你本该成为的角色上是个失败者——一个失败的女人、爱人,抑或是母亲,那该怎么办呢?如果成为你自己会让你成为众矢之的,被嘲讽、怨恨、羞辱,又该怎么办呢?

 

波伏瓦之所以成为一个特立独行的女性,一部分是她自己的选择。然而,波伏瓦清楚地意识到自我驱动与他人成就、个人欲望与他人期望之间的冲突。在女性主义的圈子里,波伏瓦被奉为一个理想榜样,“她的存在象征着可能性,作为一个女性,能够不顾一切,按照自己的意愿过一生,为了自己,不受成见和偏见约束”。可是,《第二性》的核心观点之一便是,没有一个女性能够“不受成见和偏见约束”地过她自己的一生。波伏瓦自己,尽管已经走得足够远,尽管她的勇气远胜绝大多数女性,显然也没有完全做到。

 

但真正重要的并非做到与否,而是那个永远寻找着栖所却“永远不能完成自己”的过程。18岁时,波伏瓦写道,她没法把自己的生活在纸上有秩序地表达出来,因为它处在永恒的“成为”的过程中;她说,读自己前一天写下的日记时,就像在读已经死去的一个个“自己”做成的木乃伊一样。作为一个哲学家,她始终反思和质疑她所在的社会的价值观念,以及她自己的人生意义。

 

波伏瓦认为时间的流逝对于人的经历至关重要。她说,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世界以及她和世界的关系都发生了改变。她之所以写下自己的人生经历,是希望“展现出变化、成熟的过程,以及他者和自我不可逆转的老去”。因为生命在时间的长河里徐徐展开,而波伏瓦想要“追随年轮的线索”。在这一点上,波伏瓦依然是那个读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的少女。柏格森认为,一个人的自我并不是一个静止的物,它是一个“进程”,一个“有活力的行动”,一个充满变化的“成为”的过程,至死方休。

 

“成为”充满希望的一面是,情况可以变得更好。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在为“人类”的境况争论不休。波伏瓦问道:“在女性的境况中,一个人能成就自己吗?”在《第二性》中,波伏瓦宣称“生物学不是命运”,婚姻和生育也不是。波伏瓦指出,像居里夫人这样的女性证明了,并非“女性的天生劣等决定了她们在历史中的卑微地位,而是她们在历史中的卑微地位致使其没有成就”。然而,无论地位高低,各种文化都在加强和巩固压迫女性的“神话”。波伏瓦为此提出:“女人不是一个固定的现实,而是一种成为的过程。她必须在与男人的比较中,找到她能成为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当一个人考虑超越时,这就是一种有意识的、变化的、自由的存在,就没法结束。”

 

对女性来说,这意味着:她不会逃避承受自己的生存,性欲和爱情因而具有自由超越的性质,而不是舍弃的性质;她可以把它们看做对等关系去体验。

 

这绝非易事。以孩子般的依赖状态存在,认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角色是提前命定的,这种方式要舒服得多。作为孩子,我们不知道自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在一段时间内,这是符合发展规律的。孩子的世界充满了各种有规律的、令人安心的特征,然而有些成年人,即使长大了以后,对世界仍然保持着相同的被动接受态度。

 

波伏瓦认为,被动地保持孩子般的天真是一种自欺行为(bad faith)。要成为有道德的人,我们必须做出她所说的(和萨特一样的)“原创的选择”。我们必须去选择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不是一劳永逸,而是一而再,再而三,“每时每刻”都做出这种选择。

 

波伏瓦批评了萨特在《存在与虚无》(Being and Nothingness)中提出的自由概念。萨特认为人类是自由的,不管他们的境况是什么样的,他们都可以自由地通过选择不同的回应方式去“超越”自己的“真实处境”。而波伏瓦对此提出的质疑是:“一个被关在闺房里的女性能够超越什么?”从理论角度来说,能做出选择的自由和在现实情况里有选择的权力,这两者存在巨大区别。

Routledge,2018

在波伏瓦看来,没有人能独自获得自由:“一个试图远离他人的人,同时也在对抗他人,最终会失去自我。”对于萨特提出的“人是由自己造就的”,波伏瓦回应说,我们不是独自一人,也不是从零开始。“我们之所以能成为现在的自己,是因为出现在我们生命中的其他人。”

 

尽管存在主义对《第二性》至关重要,但在写作过程中,波伏瓦意识到萨特阐述的存在主义框架对女性并不完全适用。正如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哲学教授克劳德·英伯特(Claude Imbert)在《西蒙娜·德·波伏瓦的遗产》中所指出的,波伏娃的结论是,“女人遇到的不是选择的自由,而是一种命运”。

 

在波伏瓦1944年出版的《皮洛士与息涅阿斯》(Pyrrhus and Cinéas)中,开篇就是皮洛士与息涅阿斯的一段对话。皮洛士是公元前4世纪伊庇鲁斯王国的国王,息涅阿斯是他的谏臣。当他们在商讨皮洛士征服世界的计划时,息涅阿斯问国王皮洛士:“征服世界和在家歇着有什么区别?”

Gallimard,1986

这句话背后真正的问题是:大千世界里,到底什么是我们应该去在意和有所为的呢?波伏瓦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我们的行动。因为只有行动是唯一属于你,且仅属于你一个人的,这是你成为你自己的方式。只有你能创造和维持连接你和他人的关系,不论那关系是好的还是坏的。你和他人的关系并不是先天存在的,必须由你和他人一天一天地去创造以及再创造,有时候能够很好地发展下去,有的时候会被忽视,也有的时候会被滥用消亡。

 

波伏瓦希望读者看完她的作品后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的行动塑造了生活里他者的世界,塑造了他们所能行动的境况。波伏瓦写道,否定自由是邪恶的,无论否定的是自己的还是他人的自由。因此,为了与邪恶做斗争,我们必须认识到,肯定个人自由,意味着我们有责任去影响当下和未来,以便我们所有人都能获得自由。

女人独立之艰难

2021年6月6日,我曾经发过一条朋友圈:“每一个体面正直的男人都需要女性主义来撕裂他一下。”

 

写下上述有关波伏瓦的文字,缘于我把自己看做被撕裂之后,觉醒了的男人。虽然,我缺乏与《第二性》的主要读者群更相关的一个资质,即第二条X染色体。

 

在介绍《成为波伏瓦》一书时,我写道:将波伏瓦的“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这一命题延展开来,意味着女性是其“所做”,而非其“所是”。由此,我们读波伏瓦传记,就是要看她如何“成为”(becoming)自己,怎样试图活得有意义、有乐趣和有目的,“被爱,被崇拜,被需要;成为一个人”,并为之感到惊奇、困惑和鼓舞。

Bloomsbury Academic,2020

是的,作为一个男人,我也同样可以被波伏瓦所激励,试图活得有意义、有乐趣和有目的。但是,在读《第二性》时,勿忘波伏瓦对男人的警告:“很少男人从心底里希望女人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那些蔑视女人的男人,看不到他们要从中得到什么东西,那些珍视女人的男人,很清楚他们从中失去什么东西。”

 

波伏瓦总是同时面向男人和女人讲话。对男人,她指出:男人唯有在解放女人的同时——也就是让女人在这个世界上有事可做时——才能解放自身。而对女人,她敦促妇女坚持解放的努力,强调她们也必须为了男人而这样做。“只有当一半人的奴役状况和它带来的整个虚伪体制被消灭时,人类的‘划分’才会显示出其真实的意义,人类的夫妻关系才会找到它的真正形式。”

 

《第二性》并非关于“妇女问题”的盖棺论定之作,毕竟波伏娃写道,“妇女问题一直是男人的问题”,但它标志着历史上的一场伟大的启蒙运动的开始。

 

当然,伟大的作品也难免有它的时代局限。波伏娃对婚姻和母职制度带有一种偏执的敌意,这是早期女性主义的一个特点。此外,也绝非所有的性别差异都是后天形成的,其中有一些是天生的。新一代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不必把他性作为强加的文化结构予以拒绝,而应将其作为自我认识和表达的来源加以培养,并依此形成批判父权制的基础。

 

但是,在波伏瓦之前,从没有一个女人公开写过关于她的性别的最亲密的秘密,而且写得如此坦率、如此不加掩饰。其中一个秘密是,一个自由的女人可能拒绝被占有,但仍无法放弃、或是超越她对被占有的渴望。波伏瓦写道:“只要舒适便利的诱惑依然存在”——她指的是浪漫爱情、经济安全以及来自男人的目的感或地位的诱惑,女人“就需要比男性花费更大的道德努力来选择独立之路”。

 

40年代的海派女作家苏青曾说:你看!我的每一根筷子、每一只碗都是我自己挣钱挣来的,但这又有什么可以骄傲的呢?同为上海日据时期名作家的张爱玲解释说,作为女人,当然是要独立(她甚至不无刻薄地把那些为生活而结婚的女人叫作“女结婚员”),但是我仍然愿意想象自己是端男人的碗,被他养着,宠溺着。——这就是女人需要抗拒的东西。

 

最终,阅读《第二性》的最佳方式,是按照波伏瓦的写作精神来阅读:作为对一种真正的希望的深刻而迫切的个人沉思。正如波伏瓦来到今天可能会发现的那样,对经过了一波又一波女性主义的许多女人来说,这个希望仍然难以实现:在各种意义上成为自己。

 

沉思是为了行动:女人除了为自己的解放而努力,没有其他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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