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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场上的知识分子

舆论场上的知识分子

作者:蔡如鹏 来源于:中国新闻周刊


  随着社交媒体的出现,尤其是2010年前后微博的兴起,知识界的战火也从网下烧到网上,不断蔓延,不断升级。

  近些年,知识分子在社交媒体上争吵不断,各方都不甘示弱,展开了一场接一场出言不逊的竞赛。但这些骂战的议题却极其严肃,从对毛泽东的评价到对中国当下社会的判断,从对“文革”的看法到对中国未来道路的选择。

  严肃的议题,却被非理性的论战方式遮蔽。

  君子何以动了手?

  在这些争论中,最激烈的声音出现在2012年3月前中共高官薄熙来被免职前后。2007年,薄熙来就任重庆市委书记后不久,便大张旗鼓地在这座山城发起“打黑唱红”运动。围绕着重庆的做法,知识分子迅速分裂成两派。支持者认为,这有助于缓解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反对者则驳斥,这是在走“文革”的老路,是死路一条。

  那段日子,双方在微博上展开了规模空前的大论战。《中国改革》杂志社原社长李伟东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当时他几乎天天泡在微博上,每晚都要发几条“午夜政治评论”,“每条都会引来很多评论,攻击的多,赞成的更多。双方剑拔弩张的架势,此前从没有过1

  一个月后,随着薄熙来被中纪委立案调查,社交网络上的争吵才开始有所平息。但双方的裂痕却并没因此而平复。

  中国知识界的分裂由来已久。“中国的理论界和思想界出现分裂,不再是铁板一块,各类学者从此渐渐拉开了距离,主流、支流、非主流等各派学者各奔东西。”思想评论界的活跃人物、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仲大军曾在文章中回忆说:“直到今天,中国的思想分歧已经达到顶点。”

  而随着社交媒体的出现,尤其是2010年前后微博的兴起,知识界的战火也从网下烧到网上,并在这一虚拟空间迅速蔓延、升级。最令人担忧的是,过去一向信奉“君子动口不动手”的书生们也开始诉诸武力,把网上的争吵演绎成现实中的暴力冲突。

  去年7月,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吴丹红(网名“吴法天”)与四川籍女记者周燕(网名“此是燕云”)因四川什邡钼铜项目是否会污染环境在微博发生争吵。吵架逐渐升级为人身攻击恶语相骂,最后双方约定在北京朝阳公园当面论战。

  见面后,论战很快就变成了拳脚相加,吴丹红被打倒在地。最终,这场闹剧不得不在警方带走双方当事人后才得以草草收常这就是后来人们说的“微博约架”。

  辩论的“文革法则”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李名亮,一直在研究微博上的知识分子。他认为,相比较以往的各种社交媒体,如论坛、SNS、博客等,微博对公众表达自由的“技术赋权”能力有了大幅提升。自2009年起始,诸多影响重大的网络公共事件都发端于此。微博的影响力,激发了一批知识分子广泛介入公共生活和社会事务的热情。

  但知识人也可能被微博非理性的交往场域所“绑架”。李名亮发现,为了获得庞大数量的粉丝“关注”和“跟随”,即“加V”确立身份和影响力,微博领袖可能会从言语技巧和思想观点两方面,迎合微博感性而欠缺深刻的文化语境,迎合粉丝群的“网络公意”。

  大约三年前,媒体人周志兴创办了一个思想性的网站,取名共识网。他希望这个平台能为知识分子的交流提供一个空间。但很多“左派”人士不买他的账,认为这是一个“右派”网站。

  周志兴的微博有5万多粉丝。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有时候他在网上就有一种“被绑架的感觉”。前不久《环球时报》评论部主任调去某个基金会工作,发私信托他在微博上转发下这个消息。但转完后,他的粉丝不干了,骂他“怎么跟左派眉来眼去”。

  “我猜想,很多人是因为我的自由主义立场才关注我,成为我的粉丝的。他们当然不能接受我和一个左派互动了。”周志兴说,这让“你不得不小心自己的一言一行”。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胡泳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也表示,知识分子在社交媒体上日益分裂的最大问题就是站队。他说:“很多时候,他不是看你说的有没有道理,而是看你是哪个阵营的。只要发现你跟他不是一个阵营,根本就不会听你说什么。”

  中国的互联网用户已经接近5.5亿人,已经形成网民集结参与公共事务的气氛,网络成为助推中国社会健康成长的重要力量。但另一方面,网络的言论暴力也开始引起关注和思考。

  胡泳对2012年初微博上爆发的“方(舟子)韩(寒)之争”曾做过深入的研究。他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论战的双方互相指责对方是“文革”余孽。“包括卷入这场争论的知名知识分子,也在使用类似的语言。”胡泳说。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萧瀚甚至还创造了一个词叫做“转基因文革”。

  胡泳将此称为中国式辩论的“文革法则”。他解释说,当一场中国的在线讨论不断延展时,参与者把批判对象或其言行与“文革”类比的概率会趋于100%。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胡泳分析认为,因为“文革”是中国历史上的极端事件,“这符合辩论的要求,当举例来否定对方观点的时候,一般都是尽量挑极端的来说。如果你想让所有参与辩论的人都能迅速明白你在讲什么,那么谈‘文革’当然是最容易的事情。”

  这种贴标签式的讨论,胡泳认为根本不可能在学理层面去交锋,只能使人失去独立和理性的判断,同时加剧群体的非理性行为。

  学者秦晖对这一现象也有描述。他说,民粹主义最可怕的逻辑是什么?谁不和我们站在一起,谁就是反对我们的人;谁反对我们,谁就是我们的敌人,而敌人就应不惜一切的代价消灭。

  扭曲的争论

  对于今天社交媒体上弥漫的戾气和语言暴力,不少传播研究者认为,活跃在网上的知识分子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李名亮研究发现,微博的出现看似给予每一个普通人发声的机会,但是,塑造与指导公共舆论的权力仍在少数的社会精英手中。也就是说,不少知识人已经或正在占据信息高位,以“意见领袖”的身份在微博中生存。

  以公共知识分子为主的意见领袖,其微博关注度可能不及娱乐明星。李名亮分析称,但他们通过微博内外不同领域的跨界交流,共同掌握了微博大部分话语权,其实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如引发话题、设置议程、引导与改变舆论走向,形象地说,他们是微博话语的“触发器”“过滤器”和“扩音器”。

  不过,对于社交媒体上的乱象,胡泳也强调,虽然与知识分子有关,他们只能负“部分责任”,因为“更主要的原因来自于社会层面”。

  “知识分子群体也是生活在整个社会环境之中的,他们的空间也是有限的。”胡泳说,相对于传统媒体,社交媒体可能提供了一个更大的、表达不同意见的平台,但离真正自由表达的公共讨论空间的标准还相差甚远。

  在胡泳看来,关键的问题在于“太多的问题都需要讨论,而讨论空间却不足够”。

  “这势必会使得原本正常的争论扭曲、变味。”他说。

  互联网从业者、中国最早的互联网用户之一黄继新也认为,社交媒体上的乱象暴露出了更深层次的问题。“中国素来缺乏公共言论空间和规则,犬儒和戾气获得了更壮观的呈现,破坏性的讨论方式对理性声音产生了驱逐效应。而知识分子被泛化,及至污名化后,公共空间不再存在得到广泛信任的意见领袖。最终网络舆论一盘散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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