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传媒
位置:博客 > 胡泳 > 社交媒体造成了中国公共领域的结构性变化

社交媒体造成了中国公共领域的结构性变化

社交媒体造成了中国公共领域的结构性变化

 

胡泳

 

商鞅是中国的战国时期力主加强君权的代表。他认为,在“强国事兼并,弱国务力守”的“今世”,需要用法令的手段,采行一种“内行刀锯,外用甲兵”的暴力才能解决问题。他强调:“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因此对民众必须加强“法令”的教育。为了使“法令”教育能够贯彻执行,商鞅实行“置主法之吏,以为天下师”,把教育的权力掌握在法官法吏的手中。这套理论和实践被商鞅称之为“壹教”,就是取消所有违背法令和不利于农战的思想言论。商鞅指出:“壹教则下听上。”

韩非继承了商鞅的“壹教”精神,认为必须使国内做到“言谈者必轨于法”。“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这是造成祸乱的重要原因。“以文乱法”的重要表现是那些“二心私学”,要“禁其行,破其群,散其党”(《韩非子·诡使》)。在这种思想指导下,韩非提出了著名的法家教育纲领:“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

韩非提出的纲领自己没能实施,却被他的师兄弟李斯推行了。秦始皇三十三年,李斯奏请焚烧民间“《诗》、《书》、百家语”,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把商鞅以来的“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政治传统推向了极致,这两句话也成为秦朝暴政的专有名词。

“百代都行秦法政。”虽然秦始皇的秦王朝没有像他所期望的传之于千秋万代,但是他所创建的中国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却是延续了二千多年。一直到当代中国,这种痕迹还清晰可见。比如,国人耳熟能详的一句口号叫做“听党的话”。“听党的话”无非是听党的各级干部的话,这不正是“以吏为师”么?过去的“伟大领袖”同时也是“伟大导师”,不仅管政治统治,还要管思想统治。思想统治的主要目的是消除舆论不一律,“言谈者必轨于法”。

1955年,毛泽东发动“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时,提出“不但舆论一律,而且法律也一律”。意思是,如果思想和舆论不一律,最后就要采用法律来最终求得一律。胡风及其同仁的独立思考,由被定性为“小资产阶级观点”,到“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最终被罗纳为“反党集团”和“反革命集团”犯罪,由此留下一个重大后果,即利用国家机器和法律手段保障意识形态的“舆论一律”,形成为一种长期的体制模式。文革時期“舆论一律”更加被发挥至“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各个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

文革后,中国政治总体上出现了松动,保持“舆论一律”的方针也蜕变成为一个新的说法,叫做“把握舆论导向”,就是鼓励和放纵某些舆论,反对和压制另外一些舆论。政论家郭罗基指出:“按照‘把握舆论导向’形成的舆论,前提是假定一部分人的思想言论高于全社会的思想言论,而且不允许挑战,于是垄断原则代替了竞争原则。 ”换言之,虽然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由封闭走向开放,舆论完全一律的格局被打破了,然而,舆论场的结构并没有发生变化,虽有部分“观念市场”的竞争,但舆论垄断依然如故。市场化媒体起了一定的开言路、通民情的作用,但其本质上仍然是官办媒体的附庸。

局面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互联网在中国兴起才开始出现改变,而要到本世纪第一个十年以博客与微博为代表的社交媒体在中国大行其道才形成一个根本转折。这个根本转折就是,中国舆论场出现了一种结构性变化,不再是“主导舆论”的一统天下,而是在民间崛起了一股堪与官方舆论相抗衡的话语力量。

这种结构性的变化,被许多观察者敏锐地捕捉到。新华社原总编辑南振中洞察性地提出“两个舆论场”的说法。他认为,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两个并不完全重叠的“舆论场”:一个是主流媒体着力营造的“媒体舆论场”;一个是人民群众议论纷纷的“口头舆论场”。随着门户网站、博客、微博、社交社区、移动平台等新媒体的发展,“口头舆论场”在当下演变成了“网络舆论场”。在传统媒体的官方舆论场中,话语权主要掌握在媒介资源的控制者手中。而在网络舆论场中,“把关”相对较弱,网络的匿名性使言论的发表者获得了更高的安全感,因此社会生活的多样性、思想文化的多元化,在网络舆论场上表现得更加明显,相比较传统媒体,受众则更倾向于网络媒体。

受众的这种倾向性,在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祁述裕那里,有一个更为鲜明的表述:他在人民网就网络问政与网友进行在线交流时表示,《人民日报》是党的喉舌,表达党和政府的声音;网络表达群众的声音,是群众的喉舌。“我们不能把网络变成党的喉舌,那就完全失去网络存在的意义了。”

从观察可知,两个舆论场所讨论的内容、使用的话语乃至讨论的方式都大异其趣。传统媒体的官方舆论场也常被称作“主流媒体舆论场”,而所谓的“主流媒体”,按照人民日报社新闻研究中心主任张首映的界定,“主流媒体和主流报章在国家民族或政党价值观上主要是弘扬主流价值的报章”。他认为,当代中国的主流价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因而,主流媒体主要用于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流媒体肩负新闻传播和舆论引导的双重任务,但无论是新闻传播,还是舆论引导,它们更多都表现为一种单向的输出。

网络舆论场则不然,如果说前一个舆论场具有浓厚的官方色彩,网络舆论场则更富民间气质。官方舆论场着力描绘的是政府如何创造一个和谐的社会,而不是公共文化如何发展。而网络舆论场探求的是公民怎样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以影响现行权力制度。

由于较少受到社会习俗和制度化的政治权威的限制,互联网使得中国原本隐身的民意变得高度可见。如果说,在现实世界里,很多中国人是“沉默的大多数”的一部分,那么,在互联网上,他们获得了发言的机会,并且,采取着自己认为应该采取的行为。近年来,网民言论之活跃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不论是国内重大事件,还是国际重大事件,均能马上形成网上舆论,甚至达到各级部门、机构以至公众人物无法忽视的地步,这种状况是前几年根本无法想象的。

新的参与性媒体使得任何地方的任何人都可以在自己的实际生活中,用自己的眼睛观察周围的社会环境,从而可能为公共讨论注入一种想法,一个批评或是一种关注。网络化公共领域的不同形式,使得所有人都有发言、询问、调查的出口,而不必依赖于媒体机构。我们看到了新的、分权化的方式,在履行监督的功能,在展开政治讨论和组织,在影响议题和话语。一言以蔽之,从前作为受众和“臣民”的人们现在成了政治对话的潜在贡献者和政治舞台的潜在行动者。

 

 

 

推荐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