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后乃至00后，有了网络，不是用来解决营养不良，而是用来吞食过量塑料。而且，躲避历史，绝非出于无奈，而是变成了主动的个人选择

郭敬明，当年中国作协最年轻的成员，曾亲口说过，“对历史，哪怕是不久前的历史，毫无兴趣”。

2009年，我在第五届中文网志年会上演讲时说：“80后一代在精神文化领域，让他们从哪里知道昨天呢？从历史课本、语文课本吗？好在有了网络，否则他们得是多么营养不良的一代人。他们的‘没有昨天’，并不是主动的个人选择，而是无奈的先天不足。”

我错了。90后乃至00后，有了网络，不是用来解决营养不良，而是用来吞食过量塑料。而且，躲避历史，绝非出于无奈，而是变成了主动的个人选择。

于是，完全不知道昨天、只看到今天的一代年轻人，横空出世。

没有历史感会怎样？

科幻小说家罗伯特·海因莱因（Robert A. Heinlein）说：“无视历史的一代人，既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

其实海因莱因错了，无视历史的人，最大的麻烦是没有现在。我们都知道，我们无法改变过去，对未来也只能部分施加影响。为什么我们如此说的时候，根本不提现在？这是因为，你一旦想到现在，它就已经成为过去。“现在”其实是不存在的。

“现在”来了，越来越近，感觉就要抓住它了——然而，就在那一刻，它又离开了你。

认真想想，你的生活完全是由一系列“过去”构成的。“未来”还没有到来，“现在”不停地消失，所以，你能做的是和“过去”打交道，而那里才蕴含着作出最好决定的秘密。正视过去，才能够为未来作出正确的决定。过去会告诉你应该做什么，更重要的是，应该不做什么。

抛开个体，如果从群体的角度看，“没有历史的一代人不仅会失去一个民族的记忆，而且会失去对人何以为人的感觉”。这是英国历史学家西蒙·沙玛（Simon Schama）的真知灼见。

Simon Schama

如果一个民族抹杀她的过去，无异于一场巨大的悲剧。历史具有多重作用：追溯过去的物质文化；了解失去的共同体；绘制文明的兴衰。最重要的是，历史与认同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历史构成了一种积极的自我意识的基础：无论是国家还是文明都建基于其上。事实上，历史成为现代学科，正是缘于它在塑造民族认同中起到的作用——它与民族国家一同兴起。

毫无疑问，现代人学习历史的一个强大动力在于：历史是人类的课堂。这是我们中国人熟悉的“以史为鉴”：吸取过去的教训，以保证未来按正确方向行进。如同乔治·桑塔亚那（George Santayana）的名言：“那些不能从过去的错误中学习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

记住历史是必要的，它会提醒屈辱和错误。即便争议几许，圆明园遗址至今仍未重建

然而，其实这并非一个好的学习历史的理由：历史过于复杂，无法教授简单的课程。不过，即便如此，了解历史却是理解当前复杂性的关键。历史可以传授分析与情感能力，并传达有关现实世界的真实知识。历史会启发我们思索摆在我们面前的遗产是什么，从而解放我们的头脑去应对未来的挑战。

与此同时，历史为我们提供集体记忆，赋予我们一种与地点、时间和共同体的联系感。当记忆消失时，我们的身份也将一同消失。正是我们对那些特殊的和与众不同的回忆的把握，使我们成为了自己，也使人成为人，并令人与人之间保持关系成为可能。

每年12月13日被设定为国家公祭日，对南京大屠杀的记忆赋予了一群人特殊身份和时空联系，使得他们能够集体共享关于屈辱岁月的痛苦与哀伤

记忆的失散会把我们推入深渊，因为我们失去了与自己以及与我们最亲近的人的关系延续性。

但日复一日，对集体记忆的敏感性却在不断丧失。正如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所说：“对过去的破坏，或者更准确地说，对一种将个人的当代经验与前几代人的经验联系起来的社会机制的破坏，是20世纪晚期最具标志性的怪诞现象之一。世纪末的大多数年轻人在一种永远的当下的环境中成长，与其所生活的时代的公共历史缺乏任何有机联系。”

简而言之，他们是浮萍，是蜉蝣。

什么在抹除我们的记忆？

美国文学批评家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认为，到十九世纪末叶，人们经历了从诚挚性（sincerity）到本真性（authenticity）的变化。前者意味着对他人诚实，即社会交往时应避免表里不一；后者意味着对自己诚实，即现代社会崇尚的所谓“追随自己的内心”。

相信本真性的人，持有一种无意识的信念，即他们是自我创立、自我产生、从自己的头脑里蹦出来的，因此完全自主，可以自我决定一切。只有在这样的“没有历史的一代”中，人们才能想象自身不假外求的自定义能力，从而使得现时代成为“我们所知的唯一一个认定自我的真实存在可以与过去彻底区分的时代”（特里·伊格尔顿语）。

同时，我们对过去的记忆也并不局限于对历史的简单保存或回溯，而是各种政治社会群体在有差别的价值观念引导下，对“过去”进行刻意筛选与过滤的结果。被权力操弄过后让特定社群在特定时期普遍信以为真的历史，最后“深入人心”，成为集体无意识。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集会

正是如此，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才会在《一九八四》中断言：“谁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

如果不能确保每个人都拥有民族的过去，那么它就会保存在某些权力者手中，而他们一定会夸饰历史的某种版本，以其定义符合他们利益的民族叙事。为了反抗历史的单一叙述，我们需要过去的那些不和谐、不舒服、令人不快的声音得到揭示，更需要记录权力者犯过的历史错误。

当我们谈论历史，很容易陷入“必然性陷阱”。所谓“必然性陷阱”是说，我们停止采取行动捍卫或促进我们认为正确的事业，因为我们相信，它们的最终胜利是不可避免的。同时，当发生令人不安的事件时，我们也倾向于认为它们是不可避免的。

这样的想法会带来一种对历史的消极态度，在历史决定论与未来不确定性的双重夹击下，历史看起来似乎毫无用处，与更加“现代”的关注完全无关。

然而，正如政治学者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所教导我们的，人类须对自身的历史负责。因为历史总是在被不断创造之中，所以在结果发生之前一切皆非必然，而当人们行动时，社会和人类事务总是可以改变的。

历史对年轻人有什么用？

在应试时代，现代学生的价值取决于他的考试成绩，教育评价体系也不会衡量学生的情感教育与心灵成长。历史对青少年教育的整体结构没有多大影响，成为一种可有可无的点缀，这种事态极其可悲。

沙玛说，作为历史学者，他有一个很大的担心：除非赢得青少年对历史的喜爱，否则“他们的想象力将被捆绑在永远的当下的铁笼中”。

果真如此，孩子们将如何鉴识自己的过去的重要性？他/她将如何使用历史来定义自己的现在？又何从了解什么力量会塑造自己的未来？在不了解人类存在的故事的情况下，他/她将如何欣赏不同、纠正不公、讨论分歧或建立同盟？而历史可以传授所有这些东西，同时为每个孩子（无论种族、信仰、性别或国籍）提供一个识别自己的框架以及解释其周围世界的能力。

历史准备了一种文化素养，可以用来理解历史人物、时代、事件和概念。除此之外，也许更重要的是，历史赋予了我们以意义。它使我们能够批判性地思考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发展出来的种种叙事，并以此训练我们提出必要的有意义的解释，对塑造现代社会的因素进行探询和审视。

此外，对历史的研究可能封装了来自不同群体、性别或阶层的观点，这些群体对过去发生的事件有着不同的看法，需要一个平台进行真诚的讨论，达成妥协，并培养同理心。所有这些在一个复杂多变的世界中都构成了积极的公民身份的基本要素。

对处于求知年龄的孩子来说，历史是有关意图、运动、实验和人类生产的一堂课，可以为孩子建立诚信和品格。人类具有内在的善吗？多年来谁控制权力和财富的分配？谁的政府为哪些利益服务？对历史的研究要求学习者提出诸如此类的复杂问题。

最后，历史叙事为我们提供了谦卑、勇气、智慧和最重要的希望的故事。记忆不仅带我们了解过去，还帮助我们适应世界。本质上，历史教会我们前进，认识我们的错误并从中学习，并最终为所有人创造更好的生存。

由于这些原因，全面的历史教育应该成为每个年轻人所受教育的重要部分。知从何来才能知所何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