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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泳:阅读的未来(下)

观看成为一项更为复杂的活动,我们可以从不只一个视角来观看。视频由此可以带给我们崭新的精神景象,引我们抵达新的哲学之地,就像旧日的文字书写一样。这将是阅读的未来。
 
第一场伟大的传播革命
 
周有光在《世界文字发展史》中说:“语言使人类别于禽兽,文字使文明别于野蛮,教育使先进别于落后。”
 
语言与人类相伴而生——在几百万年前就有了语言。作为人,除了少数残疾者,没有不会使用和理解语言的。通过语言,我们可以把自己的所感、所想表达出来。
 
《圣经·约翰福音》开头即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里的“道”,英文是“word”,就是“言”, 天主教圣经译为“圣言”。其实,在赞颂圣言的时候,《圣经》也在礼赞书写。这是因为,将语言用象征的写印方式记录下来的能力并不像说话那样出于遗传,写作是一种技术,一种人类的发明物。
 
周有光说:“语言可能开始于300万年前的早期‘直立人’,成熟于30万年前的早期‘智人’。文字萌芽于一万年前‘农业化’(畜牧和耕种)开始之后,世界许多地方遗留下来新石器时期的刻符和岩画。文字成熟于5500年前农业和手工业的初步上升时期,最早的文化摇篮(两河流域和埃及)这时候有了能够按照语词次序书写语言的文字。”
这两种代表人类早期文化的重要文字,在公元初期先后消亡了。在公元前 1500年的时候,世界上最早的字母出现在迦南的闪米特人中。《旧约全书》就是用这种字母表的一个版本书写的。它是世界上所有字母的祖先。腓尼基人把闪米特字母传到希腊,遇到了使用上的困难,因为希腊人说话富于元音,而腓尼基字母缺乏元音字母。聪明的希腊人在公元前9世纪补充了元音字母。从此,拼音技术就发展成熟了。(公元前1300年以前,中国黄河流域的殷商帝国创造了甲骨文,这是汉字的祖先。)
 
距离希腊字母发明没有多久,世界见证了一种新鲜事物:读写能力开始在一些群体当中得到普及。古典学者埃里克·A.哈夫洛克认为,希腊字母的简易性对希腊书写文化的大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哈夫洛克的学说首次出现在他发表于1963年的《柏拉图导言》中,后来在《古代希腊关于公正的概念》一书和论文专辑《希腊的书写变革及其文化成果》中得到进一步阐扬,最后在《缪斯学会书写》一书中获得简明扼要的总结。哈夫洛克在其有生之年从未转变其基本立场,他一直秉持着这样的主张:字母书写对古代希腊启蒙有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作用,因而字母书写也奠定了西方文明的基石。按此论见,是古代希腊字母书写(而且唯有这种书写)的发明方使读写能力的广泛普及成为可能,因而也使得人类意识迅速地、永久性地出现了转型。字母书写能够使思维超越荷马所代表的“口头心智”的局限性,形成逻辑、哲学和科学,柏拉图即是这种转型的第一个伟大的、典型的产物。
柏拉图
 
哈夫洛克还认为,大概就在柏拉图出生的那个年代,甚或稍早一点,古代希腊文化就已经出现了“大分野”。这种“大分野”表现为口承社会与书写社会相隔离,口承社会主要依赖于韵律的、复诵(叙述)的文学来满足其文化知识的需求;而后来的书写社会则依赖于散文,并将散文视为传达严肃反思、研究和记录的载体;柏拉图的散文是开始放弃口头规则的一个重要表征,由此思维方式出现了决定的转折。后来,印刷术的发明,书写一方面成为扩大哲学、科学反思的一种工具,另一方面促进了欧洲社会的民主化进程,并对其他社会产生了日益增长的影响。
 
哈夫洛克认为,柏拉图的书,应该放进希腊文化的转折时期去读;那时的希腊正在从一个垂死的口头世界转向新生的书面世界。柏拉图生活在这场书写革命的关键阶段,他在对话录中讲了一个有关埃及神祗Theuth的故事,这个神祗也叫Thoth(透特)。
透特像
 
在埃及神话中,透特是最有智慧的神。他多才多艺,有时以圣鹮(古埃及人心目中的圣鸟)的面目出现,有时又化作一只狒狒。他也是在天际划过的月亮。最初,透特是司创造的神,后来变成教化人民的神,他教给埃及人文明与宗教礼仪、书写、医药、音乐以及魔术。他被称作“一个计算天地星辰之神”(One who Made Calculations Concerning the Heavens, the Stars and the Earth),“时间与季节的计算者”(Reckoner of Times and of Seasons),“衡量天而筹划地”(Measured out the Heavens and Planned the Earth),“均衡之神”(God of the Equilibrium),“所有知识作品的作者”(Author of Every Work on Every Branch of Knowledge, Both Human and Divine),懂得“隐藏在天穹之下的一切事物”。
 
在《斐德罗》篇中,柏拉图写道:“透特最先发明了数字和算术,几何学和天文学,还有赌博和国际跳棋。但他最特别和最重要的发明是书写。”借助于柏拉图的笔,苏格拉底为我们讲述了神奇的一幕:透特来到埃及国王塔慕斯面前,“展示了他的技艺,并宣称所有的技艺都应该被传予埃及人”。换句话说,透特像电子展会上的一个参展商,试图向国王兜售他的发明……“吾王,书写将使埃及人变得更聪明,并且改善他们的记忆:我的发明既是记忆、也是智慧的良方”——好一个有说服力的卖点营销。
 
可以说,很少有人像柏拉图那样因书写所致的世人心智的变化而获益。书写将他从对以往神话和谚语的鹦鹉学舌般的记诵和传承中解放出来,得以创造那些充满了新观念的新“对话”——这些观念是高度抽象的,离开了书写根本没有可能形成。正是因为这些对话被写下来了,它们才会流传2400年之久。
 
即便如此,柏拉图对书写并不领情。根据苏格拉底的讲述,对透特的各项发明的裁定权属于国王塔慕斯,日神的代表。当透特大肆宣讲书写的好处时,塔慕斯却不为所动。他对书写提出了两条批评意见:“这样的发明会给那些学会它的人的灵魂造成遗忘,”国王首先说,“他们不再需要锻炼他们的记忆,因为他们会依赖于书写”。第二种批评是,因为书写的文字“免除了教师的传授”,所以只会带来一种“智慧的表象”,既非“真理”、也非“真正的判断”。
 
苏格拉底——也就是柏拉图——以一种赞赏的口吻讲了国王的批评。柏拉图没有见到我们给书写所赋予的荣光。他同意国王有关书写是一种退步的看法。作为第一场伟大的传播革命的辩护者,透特失败了。
 
从此以后,许多人把苏格拉底在《斐德罗篇》末尾对文字的批评,当作是一种预言,将其寓意泛化,把它视为对新媒介的担忧,包括对新近传播形式变化的担心。比如,翁(Walter J. Wong)就说,苏格拉底对文字的抱怨——削弱记忆力,缺乏互动,任意撒播,脱离说话人和听话人的灵魂——和21世纪初人们对网络的担心、20世纪中叶以后人们对电视的担心、15世纪末人们对印刷术的担心,都不无相似之处。
 
有意思的是,当初柏拉图担心书写,而后来的圣贤却觉得书写需要捍卫,他们担心的是另外的新的东西。摩西有名的十诫当中,第二诫就是:
 
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作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出埃及记》第20章第4节)
 
这一诫的重要性仅次于第一诫: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为什么上帝要做这样的规定?我们可以冒险作一猜测:那些已经习惯于用图画、雕塑或其他具体形象表达思想的人,会发现他们无法像原来一样去膜拜一个抽象的神。犹太人的上帝存在于文字中,或者通过文字而存在,这需要人们进行最精妙的抽象思考。运用图像是亵渎神祗的表现。”
 
——[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致死》,
 
章艳译,11页,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然而,最终柏拉图和摩西都无法想象的是,人们不仅运用图像,而且痴迷于移动的图像;“脱离说话人和听话人的灵魂”的新媒介不仅超越了口承传统,更发展成威胁着书写文化的庞然大物,一步步把人变成媒介化社会的产物。
 
形象崛起,文字陨落
 
“你将要开始阅读,”小说家卡尔维诺写道。
 
最好是关上门;隔壁的房间里电视总是开着。立刻告诉别人:“不,我不要看电视!”大声点喊——否则他们根本听不见你在说什么——“我在读书!我不想被打扰!”也许,即使你这么大声嚷嚷,他们也听不见,那么,你就咆哮起来吧:“我要开始念书了……!”
 
在20世纪下半叶的某个时点上,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形象相较文字占了上风。
 
形象出现在我们的卧室和起居室里,我们的孩子擅长操作遥控器和操纵杆,而他们的语言能力在下降。几乎每个夜晚,在几乎世界上的每一个城镇,一个闲逛的人都会看到蓝色的光从大多数人家的房间中透出来,街头不再有聚堆闲聊的人群,就连闲逛者都那么少。
当美国四到六岁的孩子们被问到他们是更喜欢电视还是爸爸时,54%的孩子回答是电视。(Gomery, Douglas. “As the dial turns,” Wilson Quarterly, Autumn 1993)平均起来,一个美国家庭中,开着电视的时间一天高达8小时,它抢夺的时间来自工作、学习还有睡觉。不错,最近电视开始似乎变得像是昨天的发明,数字化传播吸引走了大批的技术迷们。然而,根据一项国际调查,世界上有30亿人平均每天花两个半小时以上的时间看电视,电视仍然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媒体(Kubey, Robert, and Mihaly Csikszentmihalyi. Television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How Viewing Shapes Everyday Experience. Hillsdale, N. J., 1990, xi)。
 
而且,随着技术的发展,绝不意味着我们一直都只会有高技术人士嗤之以鼻的“笨金属盒”在沙发的对面闪烁——对这种盒子,我们除了换换频道和调调声音啥也做不了。移动形象毫无疑问会发现新的、更灵活的、更巧妙的方式呈现自身。如果过去半个世纪以来人们的喜好能够说明一些什么的话,那就是,无论新的媒介服务以怎样的表现形式进入我们的家庭,可以预期,我们浏览的主要内容不会是文字,也不会是静止的,而一定是移动的形象。
电视是人们投入主要关注和批评的移动形象样式,它征服了整个世界。然而,我认为,电视只是一场巨大运动的一个阶段。用新的方式观看的新型移动形象很可能将这场运动带至顶峰。我们需要一个新的词汇来涵括将要到来的新阶段,恰如业界把计算机和电视的结合称为“融合”。“视频”或许是一个合适的词汇。当我谈到视频革命的时候,我的意思是指作为内容的视频,而不是指任何一种特定尺寸的屏幕或盒子的种类。我的意思是,无论通过何种改进了的方式,我们将会继续紧盯着那些神奇的移动形象,并从中获得越来越多的娱乐、信息、艺术和思想。
 
阅读现在从它曾经独霸的无数场景中退出:餐桌上,公共汽车和火车上,卧室的床上,沙发上,甚至在一些教室里。当“电视总在隔壁那间房里开着”的时候,最终我们中的大部分人停止了咆哮,放下我们正在阅读的东西,去到那间房中。结果是,印出来的文字的重要性显著地降低了。
 
有关印刷品衰落的故事很多,很惊人。“当我在华盛顿出席社交场合时,”历史学家、美国国会图书馆前馆长丹尼尔·布尔斯廷说,“我非常小心翼翼地不去问餐桌上的邻位最近在看什么书,以免受窘。相反我会问:‘我想你现在没有多少时间看书吧?’”小说家们看到同样的状况,知名作者菲利普·罗斯甚至说得还要悲观:“对书的需求如高台跳水,一代严肃读者消失了。”
丹尼尔·布尔斯廷
 
人们常常谈到的印刷物的衰落并不能完全从数据上看出来。美国1998年出的书与1948年相比,多了18倍。书店增加的速度仅次于快餐店。有关书籍的死亡报告似乎有些夸大。然而问题是,这些出版的书是否有人读?在很多情况下,不论多好的书,都没有人有耐心从头到尾地读完。盖洛普调查发现,在1990年,相较于1975年,有多得多的人说他们正在读某本专著或者小说,但与此同时,承认在过去一周内读完一本书的人却要少得多。
 
在一个专业上的成功依赖于对大量隐秘性知识的了解的社会里,书常常是卖来查询而非阅读的。几乎有四分之一买书的花费集中在商业、法律、医学、技术或宗教书籍上。另外占据巨大数量的是学校的教科书。图书销售商的生意依赖于人们买书,但不依赖于人们读书。这对他们而言真是幸事,但对严肃读者来说是不是,就不得而知了。
 
也许最吓人的有关图书的数据是,根据盖洛普调查,承认自己在过去的一年中未读过任何书的美国人,从1978年到1990年翻了一番,由8%增加到16%。“我的生活中无法离开书,”托马斯·杰斐逊有一次对约翰·亚当斯承认说。显然,越来越多的人离开了书,也可以生活得很好。阅读曾经是特权和地位的象征,是追求快乐的手段,如今,对多数人而言,读书仅仅是为了即时的快感和实用,如果他们还在读书的话。
 
杂志似乎更适合电视时代,因为它们比起书来消耗更少的时间,而且其中有很多的。然而,因为杂志的种类如此繁多,要想证明或是否认杂志的衰落都不是一件容易之事。有关人们阅读杂志的时间是多了还是少了的最好指标,是比如像马里兰大学的约翰·罗宾逊所编制的“时间使用研究”(time-use studies)。研究显示,在典型的一天,阅读杂志的人群的比例从1946年的38%下降到1985年的28%。(“About time: Thanks for Reading This,” American Demographics, May 1990)。
有关报纸读者的数据要清楚和灰暗得多。同一项研究显示,“前一天阅读过报纸”的人群从1946年的85%下降到1965年的73%再到1985年的55%。而且这种下降是同美国人受到的正式教育的迅猛提高同步发生的。如果教育仍然能够刺激阅读的欲望,那么所有有关阅读的数据都应该向上走。而实情却并非如此,说明了教育系统的质量,以及接受教育的学生的兴趣所在。
 
阅读遭遇的困难并不难于解释。100年以前,当没有马戏团或戏班子来村镇上的时候,那些寻找娱乐的人们只有有限的选择:吃饭,喝酒,闲逛,生殖,唱歌跳舞,闲聊,阅读。那些寻求信息的人只有后两种选择。我们祖先当中的许多人没有阅读能力,但那些能够阅读的人依赖它,就像杰斐逊一样,他与书相分离的那种绝望感是今天的我们难以想象的。
 
印刷的文字,在那个年代,具有一种神奇的承载力量。“没有一艘战舰会像一本书,带领我们前往遥远的大陆,”美国诗人艾米莉·狄金森写道。现在,这样的旅程不只一条,有很多种办法可以让我们看到超越自身直接体验的事物。从另一个角度看,形象在取代文字成为精神负载的核心手段。人们已经无法像从前那样思考了,因为他们的思维当中现在充满了移动的形象。法国研究阅读史的专家罗杰·卡蒂埃认为,书写的抵抗力出乎意料地顽强。也许他说得对。然而,口传叙事的抵抗力也很顽强,但还是将自己的文化重要性转移了大半给书写和印刷物。
艾米莉·狄金森
 
形象的崛起,像当年文字的崛起那样,引来很多忧心忡忡的批评。也许人们不得不承认正在发生的这又一场传播革命,但他们的承认却不无懊恼。这不是个轻松的话题。我们谈论的不仅是当下(这已经够难认清的了),还有未来。我们会漂向何方?我们希望漂向何方?这些都是很严峻的问题。在如此重要的问题上,我们需要的,可不只是悲叹、懊悔、愤怒,还有痴想。
 
帕特里克·亨利说:“除了以史为鉴,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判断未来的方法。”视频革命所带来的波动与当年文字革命的动荡程度将可以相提并论。两相比较,新技术所展现的舞台并无太多的不同之处,其所引发的变革的深刻性也类似。甚至就连其中的焦虑与愤怒都很接近。
 
其实,在上一场伟大的传播革命中,透特是对的,而苏格拉底却是错的。书写的确是智慧的良方。书写引发的传播革命使得埃及人、巴比伦人、希伯来人、基督徒和穆斯林的智性发展成为可能;它创造了希腊和罗马的文化丰功,中国、印度和日本的文化伟业。
 
现在,我们身处另一场伟大的传播革命的早期阶段,文字的辉煌将会被移动形象所掩盖,虽然充分开掘移动形象的潜力的技术还有待成形,但这种潜力的巨大是勿庸置疑的。比起在白纸上印出的黑字来,移动形象更能够调动我们的感官。在一个视频当中我们能看到很多的东西,更不用说听到了。移动形象可以切入,切出,叠加,变调或是干脆改变视角,以此牢固地抓住观众的注意力;还可以在视频中加入电脑图形和文字。
观看成为一项更为复杂的活动,我们可以从不只一个视角来观看。视频由此可以带给我们崭新的精神景象,引我们抵达新的哲学之地,就像旧日的文字书写一样。这将是阅读的未来。
 
(原载《读书》2011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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