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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李凯睿
在难以改变的现实情况下，“打工人”通过重新定义“工作”这个概念，完成了一次看似积极实则心酸的抵抗。
我们都是“打工人”
一夜之间，朋友圈的很多人都摇身一变成了“打工人”。
互联网大厂的白领、手下有不少员工的创业者、年入千万的当红明星，以及我们身边的清华学子，都可以、也热衷于自称“打工人”，并会在朋友圈、微博等社交软件配上“早安，打工人”的文案，开启一天的“打工”生活。“打工”，这个原本用于形容外出务工并从事体力劳动和重复劳动的农民工群体的词语，短暂地取代了“社畜”，被无数网民用于自我调侃。
关于“打工人”的衍生文案、变体也是铺天盖地。有加油努力的“自我激励派”，也有“认清现实派”，还有“心酸感动派”……由此衍生的“上学人”、“尾款人”更是层出不穷。
“打工人”作为互联网的短期爆梗之一，和前段时间的“奥利给”一样，也出自于所谓的“正能量语录”（指通过洗脑的画面和语言重复某一具有励志意味的口号）。9月22日，“抽象文化”（起源于斗鱼直播间，以将完全不相干的东西联系起来营造荒诞感、用一些非正常语言方式进行人身攻击等为标志的亚文化）的代表网红之一“@带篮子”在抖音上发布了一条视频，视频中，寸头的陈义竖着大拇指，中气十足地说：“朋友们，觉得累就对了，舒服是留给有钱人的。早安！打工人！”
10月中旬，以“钢铁般的意志”为调侃的微博出圈，“打工人”迅速引起各路网友的共鸣，#打工人表情包#、#打工人的文案大赏#等相关词条也频上热搜，甚至各路明星都发出自己在片场的工作照片加入这一声势浩大的复读机热潮中。
“打工人”是什么
“打工”一词于上世纪80年代从香港传入中国内地。在香港，打工的意思是“受雇于人”，是“工薪阶层”或“从事受薪工作”的口语表达。在广东一带，只要不是自己做老板，无论是国企职员还是其他的劳动者都可以被称为“打工”。“打工”暗含着文化水平低、薪水低、工作辛苦等标签，带有被生活所迫不得不做的情绪。因此只要有这样的想法，无论是现实情况还是抱怨的牢骚，无论从事什么工作，都可以加入“打工人”的怀抱。
改革开放后，随着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的发展，农村一些剩余劳动力离开家乡，来到城市发展，由此出现了“打工”一说。这种说法最初在广东省流行开来，后来逐渐扩散到中国各地。因此“打工”从一开始就刻上了农村人背井离乡到经济发达地方工作的烙印。相应产生的“打工文学”、“打工诗人”也多是以沉重且悲凉的底色描绘着这些进城务工者的生活。
如许强在《流浪是一块永不愈合的伤口》中所写:“我像游魂一样四处飘荡/走在深圳的土地上/我感到四肢无力/我看见对面一只无家可归的狗正嗅着/命运的骨头/我拖着疲惫的影子/测量流浪的旅途究竟有多远/在子夜里没有流过泪的人/不是真正的打工者。”
而令人值得玩味的是，在这次自称为“打工人”的网友中，大多数都是白领群体，其在社交平台上的流传来源于新一代白领们的自我认识。
“白领”一词最早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初，它的范围包括一切受雇于人而领取薪水的非体力劳动者，因工作条件整洁，衣领洁白（常穿衬衣）得名，与从事体力劳动的“蓝领”相对应。国内最早出现“白领”一词是在1987年《收获》杂志的“先锋文学特辑”上，“白领”用来形容在外企工作的职工，是受人羡慕的对象。在新时期的中国，“白领”已不单单指外企员工，一切坐办公室、不需要从事体力劳动的人都可以被称为白领，他们光鲜亮丽，是很多人眼中的“成功人士”。
从受人艳羡的“白领”，到全民自嘲“打工人”、“写字楼民工”，“社畜”，越来越多的白领们意识到，在格子间里做PPT、写代码的自己，和曾经在流水线上做鞋子的工人们，并没有什么不同。《虚拟社区》的作者霍华德·莱因戈德认为，对于那些从事重复性的、低技术的数据输入和文案工作的人而言，他们收入不高，没有福利，也很少受法律保护，不会享受到传统工作场所提供的社会关系、培训、个人晋升。对他们而言，与其说是生活在惬意的“电子小屋”中，不如说是在高科技的“血汗工厂”里挥汗如雨。
他们也被称为数字劳工（又称数字化劳动力）。在福克斯的《数字劳动与马克思》中有一个相对清晰的定义：数字劳工是“电子媒介生存、使用以及应用这样集体劳动力中的一部分，他们不是一个确定的职业，他们服务的产业定义了他们，在这个产业中，他们受资本的剥削”。（胡按：此处翻译别扭，更准确的译法应该是：数字劳工是“数字媒介的存在、使用和应用所必需的集体劳动力的一部分。限定他们的并非某种常见的职业，而是他们为之贡献的产业，以及资本在其中对他们进行的剥削”。）
这些称呼的出现与变化，除了工作时间长、工作压力大等表面原因外，其内在蕴含着劳动者从工作中难以有获得感的无奈，和在公司中缺少归属感的漂泊。
我们为何自称“打工人”
在大家纷纷参与“打工人”的“玩梗狂欢”时，也有很多人追问“打工人”为什么会火？它是如何在社交媒体上引起如此巨大的传播涟漪的？其相应的微博词条“打工人梗为什么会爆火”的阅读和讨论量超过了“打工人”这个原生词条。
“打工人”是一种“玩梗式”的自嘲，这种调侃让“996”工作制、无限的加班、无理的甲方要求、渺茫的升职机会和稀薄的办公室空气“合理化”。
乔纳森·柯拉里的著作《24/7 ：晚期资本主义与睡眠的终结》中分析了当代全球资本主义系统无休止的需求。他认为清醒和睡眠的界限正在被侵蚀，与之相伴的是一系列界限的消失，比如，白天与黑夜、公共与私人、活动与休息、工作与休闲。作者将这种生活方式命名为“24/7”（似乎总是处于清醒状态）。
2019年3月，IT行业的反“996”运动轰轰烈烈。2020年10月，互联网人学会和“996”握手，然后笑着调侃：“打工嘛，生活里80%的痛苦来自于打工，但如果不打工，就会有100%的痛苦来自于没钱。”
脱口秀大会第三季中，脱口秀演员杨蒙恩凭借一段吐槽甲方的脱口秀被大家熟知。他讲述了自己做乙方的经历，吐槽甲方喜欢提出各种要求乙方都要无限制满足的相处模式，更像是孙子和爷爷的相处模式，而乙方作为爷爷，应该微笑着接受，因为“孙子什么都不懂”。这段颠覆了传统甲方乙方关系的新思维模式引起了大家的吹捧，因为下次在凌晨被甲方的微信叫醒干活的时候，我们可以笑着安慰自己“他什么都不懂”。
无论是把自己从“孙子”升格为“爷爷”，还是把自己从“上班”降格为“打工”，都是为了有一个出口可以让职场的人们能够获得自我安慰，在难以改变的生活中不断调整自己的心态。
在“XX人”这个具有明显群体认同的词语中，短暂地抹平了不同阶级、薪酬、职业的人的差异，给人们一种心理慰藉。当底层白领拿着3000的工资条，看到上司开着豪车回家时，心里难免会有巨大的落差。回到家一看朋友圈，上司发了一条屏蔽了老板的朋友圈：“只要我们足够努力，老板就能过上他想过的生活！加油，打工人！” 底层白领感叹着或许我们没有什么本质差别，刷着抖音睡着了。
作为“打工人”源头的“抽象文化”，本身就是反主流、反精英的底层叙事，后来又逐渐发展成了以“脏话连篇”、“口嗨”为标志的情绪发泄，通过令人费解的语言行为，戳动人们内心深处隐秘的共鸣。孙笑川、药水哥等代表人物，也把这个亚文化群体不断推向台前，激起人们一次又一次的讨论。“打工人”作为一种“反话正说”的语言表达，是“丧文化”的再现。在难以改变的现实情况下，它通过重新定义“工作”这个概念，完成了一次看似积极实则心酸的抵抗。
但逐渐的，“打工人”越来越趋近于一种空洞的、口号式的附着。简单的身份切割和随意的标签化，固然会让“打工人”们在逐渐狭窄的阶层跃升过程中保持清醒，或许会为日益不平等、流动性缺失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打开一个缺口。但如果只是“病毒式”的传播，也会让我们忽视个体差异、强化刻板印象、规避对现实复杂性的讨论，最终维护着我们反感和痛恨的东西。
时代洪流中，无论是否是真的“打工人”，都需要找到自己的位置，都可以选择成为主动争取自身和群体权益的一员。不要让“打工人”这个充满心酸的自嘲只是刮过互联网的土地，却依旧遍地都是屈辱的“社畜”。
参考文献：
[1]胡钰 沙垚.当代工人文化传播的反思与重建[J].现代传播, 2017(12): 11-15；
[2]胡泳.数字劳动的无眠[J].新闻战线, 2019(13): 66-67；
[3]国家统计局.201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R],2020
文章来源于清华大学清新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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