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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泳:索洛悖论与令人失望的技术预期

文|胡泳

信息技术革命投入得轰轰烈烈,但产出在哪里?

第三次工业革命:有限的增长引擎

有一种论证方法叫做“所有人都知道”。这是技术解决主义者最常用的方法。

什么叫“技术解决主义”?按照叶夫根尼·莫罗佐夫的定义,这是一种狭窄的意识形态,把政治、公共卫生、教育和执法等复杂的社会现象重新设定为“定义简单干脆、具有确定的可计算解决方案的问题”,或将其当作某种透明且不言而喻的流程,只要有合适的算法,就可以轻松地进行优化。

一个技术解决主义者常常会宣称,我们身处的时代是一个革命性的、颠覆一切的时代。比如,所有人都知道,技术创新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世界。证据看上去到处都是:它在我们的口袋里,一个小小的设备,里面存放着近乎与人类生产的总体知识相近的东西;它在我们的孩子中,他们整日盯着屏幕,离开屏幕的中介,就不知道该如何与整个世界发生关系;它在我们的股票市场内,大技术公司争戴地球上市值最高公司的桂冠。2020年8月,苹果市值率先突破2万亿美元,而从1万亿到2万亿美元仅仅用时2年。看到这些,谁还能够怀疑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技术奇迹主导的时代?

然而,经济学家们却长期困惑于一个现象:找不到新技术带来的生产率提升的证据。拉里·萨默斯在2015年的一个演讲中说:“一方面,我们拥有大量证据,表明技术具有巨大而普遍的影响。另一方面,过去12年的生产率统计数据令人沮丧。任何完全令人满意的观点都必须使这两个观察结果相吻合,而我还没有听到吻合的解释。”

罗伯特·戈登《美国增长的起落》(2016)

如果询诸历史,我们发现的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全要素生产率远远高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罗伯特·戈登在《美国增长的起落》这本书里用大量数据来分析全要素生产率,他的样本是以1970年为分界线,此前增长迅猛,此后增长一路放缓。1970年以来的几十年并没有发生1870-1970年那样的革命性变化。数据显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全要素生产率只有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三分之一。

在1870年至1970年的一个世纪里,一场经济变革席卷美国,使美国人民的生活水平空前提高。在美国的这个“独特世纪”中,劳动生产率加速提升,尤其是在1928—1950年的“大跨越”时期,美国劳动生产率在短短22年间翻了一番。为什么产生了这样的生产率增长奇迹?这是因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增长引擎非常之多,新发明层出不穷。

1890-2014年美国全要素生产率

具体而言,戈登认为:电力、城市卫生、化学与制药、内燃机和现代通讯这“五大发明”推动了从1870年到1970年这100年间的经济发展,而信息科技革命与其中任何一项发明都无法比拟。生活在这个百年间的人见证了内燃机、电力、电灯、室内管道、洗衣机、汽车、电话、飞机、空调等革命性技术,从电力到家电,从服装到高速公路,新出现的东西可以延续很长时间的增长。相比之下,第三次工业革命仅限于信息和通信领域,对整体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影响小、时间短。

IT投资有回报吗?

这种历史比较是不是让你感觉很意外?戈登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大家罗伯特·索洛的学生。对于技术的态度,两人有些接近,就是认为技术可能远没有大家所想的那么神奇。《美国增长的起落》预测美国可能会面临经济低迷,主要原因在于未来的发明不可能像1870年到1970年那个“独特世纪”里的创造那样具有革命性。这一观点在技术解决主义大行其道的今天,注定引发巨大的争议。

索洛在1987年有句名言:“到处都可以看到计算机时代,只有生产率统计除外。”为了看看戈登所言是否正确,不妨也回顾一下计算机时代的经济史。

IBM5150,1981年8月推出的世界上首台个人电脑售价1565美元,内存只有16K

美国经济自1991年3月起持续增长112个月,创造了二战后经济史上的奇迹。1996年12月30日,美国 《商业周刊》率先提出“新经济”的概念,认为其主要动力是信息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浪潮。但是这一命名旋即招致多种质疑,其根源可以追溯到索洛提出的生产率悖论:在他看来,信息技术革命似乎只是在投入上轰轰烈烈,在产出绩效上并不显著。

表面上看,1990年代末期生产率的突然提高似乎解决了索洛的悖论,那时,新发表的学术研究成果有力地论证了计算机化与生产率之间的关系。两位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经济学家欧莱纳和西彻尔在2000年2月的报告中指出,计算机在1990年代早期“只做出了相对较小的贡献”,“但这种贡献在1990年代的后5年里突然一下就提升了”。这两位研究者得出结论:“IT是隐藏在生产率增长之后的关键因素。”

在2000年3月6日的一次演讲中,一向以谨慎出名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明确地把“生产率增长的复苏”归因于“信息技术的革命”。他热情洋溢的评论标志着牛市的顶峰和IT支出的增长达到鼎盛时期。

美国纳斯达克100指数走势图(1985-2013)

只是到了后来,人们才认识到,IT投资在1990年代大部分表面上的“高收益率”最后都没有给企业带来任何形式的回报,有一部分采购的东西竟然连用都没有用过。麦肯锡公司对1990年代10年间生产率增长情况的研究发现,收益主要集中在少数几个行业,尤其是计算机及其相关产品的制造业。在1993-2000年间,美国整个生产率增长的36%来自于半导体、计算机集成和电信这三个与IT相关的部门,而它们在美国经济中仅占8%的份额。生产率增长的40%来自于零售、批发和证券经纪业务三个行业,它们占整个美国经济的24%。总的来说,代表了国内生产总值的32%的六个行业占到了生产率增长的76%。其他的行业要么是微利行业,要么就处于实际的下滑阶段。而生产率增长的行业中,尽管IT应用上的创新十分重要,但是“竞争的不断加剧”才是“最关键的催化剂”。

信息通讯技术革命是否带来美国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的结构性变化,由此成为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2003年5月《哈佛商业评论》发表尼古拉斯·卡尔的文章,认为IT不再重要(IT Doesn't Matter),引发了一场世界范围内关于IT重要性的广泛而激烈的争论。卡尔后来把自己的观点进一步充实完善,出版了《冷眼看IT》一书,指出尽管计算机应用于商业已有50多年历史,然而它对整个商业的影响,尤其是对企业绩效方面的影响,却尚无定论。对他的论点,反对者和支持者各执一词,微软公司首席执行官鲍尔默称卡尔“胡说八道”,《新闻周刊》却载文赞扬卡尔“戳破了某些IT圈内人士不切实际和自私自利的虚伪之词”。

尼古拉斯·卡尔《冷眼看IT:信息技术竞争优势的丧失》(2004)

测定IT对生产率的影响绝非小事。它有助于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对未来的经济形势做出更准确的预测,也对企业怎样投资以及在哪里投资的决策大有裨益;同时,它还有助于推动国家和地区IT基础设施的发展。

美国90年代IT产业增长和GDP占比

美国商务部自1998年开始发布数字经济年报,实证性地解析新经济的绩效。它论证的基本思路是从促进增长、抑制通货膨胀和增加就业这三个宏观经济目标的角度入手。区别于往年的报告,在2003年的报告中,人们第一次得到了在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各个阶段上新经济的数据检验。索洛曾经提出,只有当经济经受住IT时代的首次衰退,IT对于生产率的持久作用才能明朗。随着经济衰退的结束和经济复苏的到来,对新经济的观测也第一次取得了衰退期和复苏期的数据。

在以往案例归纳的基础上,美国商务部的报告一方面认为,在IT上投资的企业比没有IT投资的企业更具生产能力,运营得更好;另一方面又指出,“单纯地购买IT并不必然产生利润,其他投资,例如重组工作流程和对于劳动力的再培训也同样不可或缺”。这和经济学家的意见是一致的。例如,布莱恩约弗森和希特证明,IT在大幅度提升企业的生产率方面需要花费多年时间,并且,企业的收益不仅取决于技术本身,还取决于相关的企业流程和组织创新。

看来,实情似乎是:在一些行业,IT有相当大的甚至是变革性的推动作用,但是只有当商业实践、竞争以及制度发生更大的变化并与IT结合后,这种作用才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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